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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结构房子，砂石作基，土块砌墙，墙灰都没舍得抹一抹，就这么光秃秃的裸露在外。开着小小的窗户，简陋得几乎要掉土。

但这已经是方圆百里唯一能住人的建筑物了。

我从门口进去，还要低一低头。前台那里站了一个大胡子老板，头发胡须都是棕色的，典型的维族或者哈萨克族长相，正操着一口我听不懂的话跟前面的人交谈。我在队伍里安静的排着，一直到我，老板看了我一眼，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生硬的说了一句“身份证”。

我犹豫了一下，声音很低：“我加点钱行吗？”

老板又看了我一眼，一口回绝：“矿谷，不行，得要身份证。”

我毫无办法，在外套夹层里摸出身份证，犹犹豫豫递了过去。老板接过去看了一眼，在登记簿上写下名字，给了我一把钥匙：“上楼，左转。”

带着莫名其妙的忐忑不安，我拿了钥匙上楼。

双人标间，另一张床空着。我把背包放在床上，所有的证件和钱也贴身放好，抖开一张火车站买的伊犁地图，对着窗户里漏进来的日光仔仔细细的寻找所有可能有我爸踪迹的地方。

门响了。

我扬声问：“谁？”

门外是个年轻的女声，也带着生硬的口音：“送餐，要吗？”

我摸了摸肚子，确实是有点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走入这家旅社开始，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的惴惴不安。我确实缺少社会经验，但是最基本的直觉还是在的，我总觉得处处透着诡异，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不用了，谢谢。”我最后还是这么说，背包里还有馕，接一些清水，对付一餐还是可以的。

明天我去矿谷转一圈，确定我爸爸没来过这里，我就直接离开。

门外的脚步声离开了，似乎是挪到了下一间房，又在敲门问要不要餐。

我心里防备稍稍缓解，从背包里拿出水杯，打算出门去接水。

我的手还没放在门把手上，门就从外面被拉开了。我拿着水杯僵在原地，看着门外站着的人。他已经解下了面巾和帽子，很自然的走进来。

我以为有这样一双眼睛的会是一个男人，至少也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但令我惊讶，这竟然是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少年。明显有别于汉族的样貌，深邃而秀丽的五官，窄而瘦长的脸，脸上和脖子的皮肤都呈现出一种被长期日晒的蜜色。身形不算健硕，但是能在衣下看到紧实的肌肉轮廓，穿着一双黑色的、风尘仆仆的沙地靴，浑身都隐藏着小兽一样的爆发力，让人仅仅站在他面前都感觉到压力。

他从浑身僵硬的我旁边目不斜视的走过，手中行李包往空床上随意一丢。

我同手同脚的拿着杯子出去了，一直快走到走廊转弯处才放松下来。木楼梯处处斑驳，能看出来有相当的年头了，站在踏板上都吱吱呀呀，担心一脚踩断掉下去。空空荡荡的楼梯间，一整条走廊都房门紧闭，我站在这里，心里被遗忘的那些恐慌这时候才慢慢地冒出头来。逃出锦市的紧张，孤身一人的惶恐，一路奔波中来不及浮现的那些情绪，此时此刻才渐渐浮出来——我真的能凭自己找到我爸吗？就凭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

我像具行尸走肉一样慢慢走到了拐弯处，随手挑了一个热水壶，打开塞子往杯子里慢慢地倒。在淅淅沥沥的水声中发了会儿呆，又放下水瓶、拧紧盖子，慢慢地踱回了房间。